文革前，内地读者唯一知道的香港作家是写蒋家王朝野史的唐人。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的1979年，随着香港作家到内地访问和香港文学作品的出版，香港文学的研究也被纳入议事日程。
内地的香港文学研究，最早是从得地利之便的粤闽两省开展起来的。它先后经历了下列阶段：A、从作家介绍到作家作品研究。潘亚暾的《香港作家剪影》，是最早集中介绍香港作家的一本访问记。易明善和梅子(香港)合编的《刘以鬯》，是内地出版的首部研究香港作家的论文集和有关资料汇编。其中论文作者内地占的比重不少。易明善后来又出版了《刘以鬯传》，该书史料翔实，对传主作品的评价客观，是刘以鬯研究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以后有北京桂冠工作室主创的《侠之大者—金庸评传》。个人撰写的有青年学者吴义勤的《漂泊的都市之魄——徐讦论》。此书与《刘以鬯传》不同的是重在“论”而不史，论时新见迭出，体现了青年学者生气勃勃的开创精神。B、从作品赏析到断代文学史的编写。作品赏析集中在金庸、刘以鬯、西西及诗人犁青等人身上。近年单独结集出版的有笔者的《王一桃诗百首赏析》(港版)、张厚明的《蓝海文新古典主义诗歌鉴赏》(港版)。断代史的代表作是谢常青的《香港新文学简史》。此书只写到1949年为止，被称为“半部” 香港文学史。此书的缺陷是政治论述过于突出，对具体作品分析太少，文学史观念显得有些老套。C、从《香港文学概观》到《香港文学史》的出版。前者由潘亚暾、汪义生合著，是潘亚暾主编的《台港文学导论》香港部分的扩充。虽不称史，其实带有史的性质。“概观”时间跨度长，从现代写到当代，是后人编写《香港文学史》的奠基之作。但由于是草创，留下不少缺陷，如把学生的文艺组织“文社”含义扩大，以至把香港作家组织当作“文社”，就有点离谱(新版的《香港文学史》仍沿袭了这一错误)。潘亚暾先生是最早研究香港文学的，资料比其他学者多得多，再加上他本人来自香港，研究条件可谓得天独厚。许多研究香港文学的人，都受到过他的启发。可惜他有些文章写得过于粗糙。王剑丛的《香港文学史》，是第一本严格意义上的香港文学史，是作者治学多年的结晶，是他继《香港作家传略》、《台湾香港文学研究论述》(4人合著)后又一新奉献。该书的小说部分论述较深刻，不足之处是评判作品的标准过于狭窄，提供的原始史料较少，注释太简略。像曹聚仁这样的大家没单独设节，也是一种遗憾。刘登翰主编的《香港文学史》，是目前规模最大的一种。该书史论结合，突破了以往“史料长编”的写法。把文学批评、儿童文学纳入研究范畴，也有新意。但由于是集体编写，各章节水平参差不齐，个别地方还前后有矛盾，有些论点也值得推敲，如说70年代以后“文坛政派分立界限的逐渐模糊乃至消除” (324页)，说“模糊”可以，“消除”则绝对化了。有人说该书是“捧”某一作家组织贬另一作家组织，这是站在某一小圈子立场上立论的，其评价并不公正。 D、从文学史的编写到分类文学史的出现。分类史已出版的有笔者的《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史》，近50万字。该书分三编，孕育期：50至60年代；转型期：70 年代；蜕变期：80至90年代前半期，书后有五种附录：《香港当代文学批评大事记》、《香港当代文学批评书目》、《本书主要参考书目》、《澳门文学评论概况》等。此书有些判断下得过于匆忙，如认为现代主义“是一种远离政治的纯文学派别”(61页)，就不完全符合香港现代主义的实际。另方面，有些史实也有待核实，如赵聪的卒年。此外，还有何慧的《香港当代小说概论》、周文彬的《当代香港写实小说散文概论》的出版。
正在撰写中的有袁良骏的《香港小说史》，已在《香港文学》月刊发表过片断。从“片断”看，作者注意把自己的论述建立在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写得扎实。
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辞典，但大都附属于《台港澳及海外华文作家辞典》中，不像台湾文学研究有单独的《台湾文学辞典》出版。
内地香港文学研究队伍主要来自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教研室与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分布地点虽然遍布全国，但大本营在广东。广东学者出的论著和部分论文，曾引起某些香港学者的质疑，这集中表现在1988年在香港召开的“香港文学国际研讨会”上广州三位学者发表的论文。但有些香港作家对广州学者的批评用词过苛，不够实事求是。如许翼心的论文体现了较好的理论素养，虽然有些概念(如“乡土文学”)的界定值得商榷。潘亚暾研究香港文学，也不像戴天讽刺的那样是在写《南柯记》。他的研究成绩是突出的。至于后来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的艾晓明的西西研究和由她编选的《浮城志异—香港小说新选》，曾获香港作家一致好评。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是在香港即将回归的大背景下进行的，不可讳言有政治功利因素在内，但对许多学者来说，主要出于教学工作的需要和整合中国当代文学的需要，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上级专门指派的，都是借文学研究之名搞“统战”工作的。
应该承认，内地学者由于掌握资料的限制，尤其是研究态度、观念、方法的不同，引起某些香港作家、学者的非议，是很自然的。但不能由此抹杀内地学者在香港文学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绩。正如璧华所说：“如果没有大陆对香港的重视，并进而注重到香港文学，看来香港文学可能停留在‘倍受冷落，无人问津’阶段”。还有人借余光中在1988年一次会上提出“是否应该要有一篇论文先界定一下‘什么是香港文学’”，便引出“连‘香港文学’的界定都不明确，还开什么研讨会”的质疑，这是很奇怪的逻辑。正因为“香港文学”无统一的界说，所以才有必要开研讨会。如果都弄清了，研讨会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对提升香港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在80年代以前，香港普遍被认为是“文学沙漠”。内地学者通过香港文学史的撰写和香港文学课的开设，有力地纠正了人们对香港文学的偏见，如认为香港没有文学，或有文学却水准极低等等。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另一特点是较为客观。香港虽是弹丸之地，但文学派别多、圈子多。香港本地的文学批评，往往带有圈子色彩，弄不好还党同伐异。内地学者一般能跳出框框，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评价香港作家作品。不论是哪个山头的，只要是好作品，大都能纳入自己研究的视野。他们的研究注意到香港文学的多元性，不让一种流派独占文坛。
内地研究香港文学，是和研究台湾文学同时起步的。可现在台湾文学研究的成果远远超过香港文学的研究。香港回归后，“香港文学”还成不成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这是有争议的话题。笔者认为，“九七”后“香港文学”还将单独存在，不会等同于深圳的“特区文学”。“香港文学”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仍将存在，这是顺理成章的事。
内地学者研究香港文学，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一是资料搜集不易，受到诸多条件的限制，史料整理往往容易出错。这里随手举两个例子，如鹭江版《香港文学史》(1997年)第299页说香港英文笔会为60年代影响最大的社团。其实该笔会当时未成立，1975年才诞生。“香港作家”1997年版《香港文学史》587页说黄维梁没有参与“香港专栏文字的生产”，其实黄氏较长时间内在《星岛日报》有“三思篇”专栏。又如175页把刘以鬯列为“因为大陆政权转移”避居香港作家之列也不确切。刘氏来港日期为1948年12月5 日，当时新中国未成立，他从上海来是想把停业的怀正出版社在港恢复，得知无法恢复后则想回上海，后因一家报纸找他编副刊他才留下。二是个别人抓到什么就研究什么，缺乏从全盘考虑的观点。在资料不足的情况下，研究对象选择研究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不实现研究者选择研究对象的转化，研究水平就无法提高。三是未能充分照顾到香港文学的特殊性，用内地的文学观点去套香港文学，用内地的文学标准去评判香港作家作品。如对现实主义文学作品情有独钟，偏爱描写下层社会苦困、暴露香港社会黑暗面的作品，对香港悼念鲁迅的活动大书特书即是几例。四是少部分文章有赞无弹，个别人甚至视“文学交流”为“文学交际”，这便引起部分香港作家的反感，以致在《香港作家报》上著文批评这一现象。又由于批评时面宽，便引来内地学者、海外学者的回应。这种争论，从整体来说，对香港文学的发展和香港文学研究的开展，是有利的。至于什么时候才有“香港文学”及随之而来的“香港文学”的界定和判定香港作家的标准、香港文学的分期、金庸算不算文学大师、“南来作家”在香港文学发展中是否起到了“领导”作用等问题，则还有待通过正常的学术争论进一步厘清和探讨。
